【校史故事】《打开一把尘封55年的“锁”》（上）
作者：王民 来源： 发布日期：2015-03-16 阅读次数：
自从2010年校史馆成立以来，作为学校宣传部副部长、校史馆馆长的我一直醉心于学校历史的研究。这期间，我曾在校刊上发表过两篇文章：《一次异常珍贵的发现》和《发现“南泥湾”》，没想到在校内师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，特别是很多年逾花甲的老同志路上见了动情地说：你文章写得真好！我看了很多遍，让我们这些“京工人”感到骄傲，为了学校你真是下了大功夫了。虽然很多人并不认识我，但却记住了校史馆馆长的名字，记住了那篇文章。每当此刻，我心里就体会到由衷的幸福，大家的鼓励就是对我最大的承认与激励。同时我更从心里认识到：我的职责就是探究历史真相，弘扬革命前辈艰苦奋斗的丰功伟绩，挖掘学校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事件和英雄人物，鼓励今天的青年学生：认识历史，尊重历史，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，树立高远的理想，在现实生活中自强不息，用先辈的精神财富激发学生今天的斗志，提高学生战胜挫折、克服困难、乐观向上、努力拼搏的勇气。近些年来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在校史研究的过程中我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但更重要的是在探寻先辈足迹的过程中，我自己不断受到感动和陶冶，让自己的内心得到极大的充实和洗涤。就在近期挖掘“505”探空火箭史料的过程中，我又一次受到强烈的震撼，我不仅认识了一段神奇的历史，而且揭开了一个异常沉重的秘密。今天我要这段沉重的历史公布开来，希望能为熟知那段历史的人解开压在心头55年的一把“锁”。
经过近年来的不断宣传，大家都已经熟知我校在北京工业学院时期成功发射了“505”二级固体探空火箭——“东风一号”，第一次发射时间是1958年9月8日，开创了中国现代火箭技术的先河，成就了中国第一。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上海机电设计院有过争执，他们也曾宣传自己是中国第一。但随着各种资料的不断公开，特别是国内权威的火箭史书《中国探空火箭40年》和北京党史丛书《昨天的开拓》被大家的不断认可，北京工业学院的这个第一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承认。现在大家搜索一下网络，百度一下“中国第一枚火箭”，关于这段历史事实已经说的非常清楚。前几日我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史馆，在介绍他们研制的“北京二号”探空火箭时，已经没有了中国第一的宣传文字。历史事实证明：这份光荣属于北京理工大学。
关于“505”二级固体探空火箭的整体情况，当时参与研制工作的核心人物之一我校退休教授徐令昌在2008年10月24日的校刊上曾发表文章《奏响新中国空间研究序曲》，详细介绍了“505”火箭的研制和发射过程。但是其中有一个情节让很多人茫然不知，文中写道：“攀登科学高峰绝不会一帆风顺。成功来之不易，不仅要艰苦奋斗，有时还要付出血的代价。发动机试验两次发生爆破，烧伤数人；固体复合燃料组在山西试制研究过程中发生爆炸事故，5位同学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”5位同学同时牺牲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事太大了，在学校70多年历史中，这是唯一的一次。虽然很多读者对这段描述记忆犹新，但具体实情却鲜有人知晓。
2012年底，我校退休教师贾展宁、王新华、李国光、范琼英、魏秀贞联名给郭大成书记写了一封信，信中列出了5位同学的名字：方修文，女，19岁，上海人，共青团员，三年级学生；杨潤昌，男，20岁，辽宁人，共青团员，三年级学生；余家荣，女，22岁，北京人，共产党员，五年级学生；丁玉峰，男，共青团员，一年级学生；王世荣，男，共产党员，一年级学生。（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5位同学的名字）建议挖掘5位同学的事迹，将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写入校志和校史，在校史馆中宣传他们的事迹。郭书记批示：要采纳他们的建议，并作进一步发掘。并指明由我来具体进行挖掘整理工作。从那一时刻起，我就开始了系统的挖掘整理工作。这项工作具有很大的难度，第一，学校保存的“505”的相关档案尚属“绝密”，虽然已经过了解密期，但并没有进行解密手续，查找不便。第二，学校现有史书对此事基本无记载，只在校志中有一句话：“（1958年）10月31日研制“505”配套的橡胶火药时，出现技安事故，5名学生不幸献身。”第三，由于当时保密的原因，整个过程和处理结果外界知之甚少。而参与处理的领导无一健在。当时经历此事的同学如今也已经近80高龄，谁也说不清后来处理的情况。第四，学校档案馆1958年、1959年的档案查找目录中没有任何相关信息。这些困难摆在我面前，让我无从下手。
2013年年初，我向学校打报告，申请“505”的解密手续。学校保密处、档案馆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，但由于以前学校还从未进行过此类档案的解密工作，在多方请示上级部门以后，于2013年5月终于完成解密工作。使我能够查阅相关档案。但是经过长时间仔细查阅，在“505”的所有卷宗中，我仍没查到相关信息。今年暑假前，我到招分处学生档案室，希望找到5位同学的死亡档案。但是，翻遍了所有过去的档案，一无所获。我想，以前没有专门的学生档案室，是否保存在人事档案室呢？我马上又来到人事档案室。可是查阅了所有的死亡名单，仍然没有。我一筹莫展，5位牺牲的同学，在学校里哪里还有你们的踪迹呀？
2013年9月里的一天，我突然听说原来6系的办公室主任王莎丽老师（现已退休）去太原找过5位同学的墓地。我赶快给王老师打电话询问，可是王老师说：“我们是2000年以后去过，但什么都没找到，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。”这条线索又断了。
2013年10月16日，我办公室继续翻阅“505”的档案，突然一个念头在心中掠过。我是从档案馆出来的，知道有一堆过去的学生卡片，是历史上查找学生信息用的。虽然现在早已弃之不用，但仍完整的保存下来。会不会在那里有所发现呢？我马上来到档案馆查阅。因为以前我曾是档案馆的副馆长，大家对我十分帮助，都帮我想办法。期间，我知道石小平老师是档案馆的老人，长期负责照片资料的保管工作，是一个热情细心的人。我就问他：“你知道历史上学校牺牲5个学生的是吗？”他马上回答：“知道呀，有事故的照片，可具体实情不清楚。”我一听心中一喜，说：“看来算是找对人了！老兄，赶快帮我找出来。” 石小平老师不愧是个老档案，不一会儿就拿出了一本相册，边说边指给我看：“我就见过这么几张，其它什么都没有。”我接过来一看，真是太好了！是一些烈士墓碑的照片。一共有8张照片,其中五张照片的说明是：“1958年9月24日我校六系学生于家蓉、王世荣、方修文、丁玉峰、杨润昌五位同学在山西太原245厂搞科研中发生爆炸不幸牺牲，遗体安葬在太原双塔寺公墓。”旁边有五位同学的烈士墓碑，墓碑上清楚的刻着：“烈士于家蓉同志之墓”“烈士王世荣同志之墓”、“烈士方修文之墓”、“烈士丁玉峰之墓”、“烈士杨润昌之墓”，另外一张照片下写着：“1983年6月，五位烈士陵墓移葬在太原卧虎山烈士墓，旁边还有5张移葬在卧虎山以后的烈士墓碑”，所有墓碑上面的文字与在双塔寺墓碑上的文字是一样的，落款是“北京工业学院立”。但是所有照片中都没有烈士遗像。我看到这些墓碑照片真是激动万分，原来这五位同学都已被评为烈士，而且在1983年又重新被安葬过。这是我迄今为止最重大的发现，有了这些照片的史料，我下一步的工作就好做多了。下一步的发现就全靠这些卡片了。可是这些卡片已弃用了多年，连查找的方法和顺序都说不清了。他们就让我自己去翻。此时我心想：这可是最后的希望，在这些卡片中看能否见到5位烈士的真容呢？刚开始我也是摸不到头绪，这些卡片的顺序全都乱了，而且是按照姓氏笔画排列的，每一个姓中都包含着很多届的学生，这就给查找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，我按照已经掌握的学生姓名先从方修文查起，足足翻了有一个小时，突然眼前一亮见到了方修文同志的名字，卡片的编号是556088，卡片的最后一栏，离校原因中注明：“因公牺牲”，卡片上还有方修文烈士清晰的个人证件照。我找到了！终于找到了！！这是我看到的五位同学中第一个同学的形象。紧接着，我就乘胜追击去寻找另外四名同学的卡片，还好有了这次经验，下边的查找就顺利多了，王世荣、丁玉峰、杨润昌同学的卡片很快也被我翻了出来，但是余家荣的卡片我却怎么也找不到，正在我苦思苦想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我手里拿的是贾展宁等同学提供的姓名，而墓碑上的名字是于家荣，因为是按姓氏来查找，“余”字写错了，应是“于”，我当然找不到了。当更正了这个错误以后，于家荣同学的卡片也被我顺利找到了，我把5张卡片拿出来，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却发现杨润昌同学的卡片上照片早已遗失。我翻遍了装卡片箱子的里里外外，就是找不到杨润昌烈士的照片，没有办法，我带着喜悦和遗憾把5张卡片拿出了档案馆，打算回到了我的办公室进行扫描。当我办理手续时，档案馆的同仁们都说：“王馆长，你可真行，这都让你挖出来了”。我想：一，这是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二是我和这些烈士们可能有些天生的缘分吧。2013年10月16日这天必定是我难忘的一天，我不但找到了这五位同学的卡片，还从历史照片中得知他们都作为烈士被安葬在太原的烈士墓里，我想，有了这些材料，我以后宣传起来就会引起更多的震撼，带来更好的效果。回到办公室，我把这些照片仔细的扫描后，又将卡片还回了档案馆，有了这些照片作证，我就可以进行我的下一步工作了。
经过近年来的不断宣传，大家都已经熟知我校在北京工业学院时期成功发射了“505”二级固体探空火箭——“东风一号”，第一次发射时间是1958年9月8日，开创了中国现代火箭技术的先河，成就了中国第一。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上海机电设计院有过争执，他们也曾宣传自己是中国第一。但随着各种资料的不断公开，特别是国内权威的火箭史书《中国探空火箭40年》和北京党史丛书《昨天的开拓》被大家的不断认可，北京工业学院的这个第一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承认。现在大家搜索一下网络，百度一下“中国第一枚火箭”，关于这段历史事实已经说的非常清楚。前几日我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史馆，在介绍他们研制的“北京二号”探空火箭时，已经没有了中国第一的宣传文字。历史事实证明：这份光荣属于北京理工大学。
关于“505”二级固体探空火箭的整体情况，当时参与研制工作的核心人物之一我校退休教授徐令昌在2008年10月24日的校刊上曾发表文章《奏响新中国空间研究序曲》，详细介绍了“505”火箭的研制和发射过程。但是其中有一个情节让很多人茫然不知，文中写道：“攀登科学高峰绝不会一帆风顺。成功来之不易，不仅要艰苦奋斗，有时还要付出血的代价。发动机试验两次发生爆破，烧伤数人；固体复合燃料组在山西试制研究过程中发生爆炸事故，5位同学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”5位同学同时牺牲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事太大了，在学校70多年历史中，这是唯一的一次。虽然很多读者对这段描述记忆犹新，但具体实情却鲜有人知晓。
2012年底，我校退休教师贾展宁、王新华、李国光、范琼英、魏秀贞联名给郭大成书记写了一封信，信中列出了5位同学的名字：方修文，女，19岁，上海人，共青团员，三年级学生；杨潤昌，男，20岁，辽宁人，共青团员，三年级学生；余家荣，女，22岁，北京人，共产党员，五年级学生；丁玉峰，男，共青团员，一年级学生；王世荣，男，共产党员，一年级学生。（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5位同学的名字）建议挖掘5位同学的事迹，将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写入校志和校史，在校史馆中宣传他们的事迹。郭书记批示：要采纳他们的建议，并作进一步发掘。并指明由我来具体进行挖掘整理工作。从那一时刻起，我就开始了系统的挖掘整理工作。这项工作具有很大的难度，第一，学校保存的“505”的相关档案尚属“绝密”，虽然已经过了解密期，但并没有进行解密手续，查找不便。第二，学校现有史书对此事基本无记载，只在校志中有一句话：“（1958年）10月31日研制“505”配套的橡胶火药时，出现技安事故，5名学生不幸献身。”第三，由于当时保密的原因，整个过程和处理结果外界知之甚少。而参与处理的领导无一健在。当时经历此事的同学如今也已经近80高龄，谁也说不清后来处理的情况。第四，学校档案馆1958年、1959年的档案查找目录中没有任何相关信息。这些困难摆在我面前，让我无从下手。
2013年年初，我向学校打报告，申请“505”的解密手续。学校保密处、档案馆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，但由于以前学校还从未进行过此类档案的解密工作，在多方请示上级部门以后，于2013年5月终于完成解密工作。使我能够查阅相关档案。但是经过长时间仔细查阅，在“505”的所有卷宗中，我仍没查到相关信息。今年暑假前，我到招分处学生档案室，希望找到5位同学的死亡档案。但是，翻遍了所有过去的档案，一无所获。我想，以前没有专门的学生档案室，是否保存在人事档案室呢？我马上又来到人事档案室。可是查阅了所有的死亡名单，仍然没有。我一筹莫展，5位牺牲的同学，在学校里哪里还有你们的踪迹呀？
2013年9月里的一天，我突然听说原来6系的办公室主任王莎丽老师（现已退休）去太原找过5位同学的墓地。我赶快给王老师打电话询问，可是王老师说：“我们是2000年以后去过，但什么都没找到，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。”这条线索又断了。
2013年10月16日，我办公室继续翻阅“505”的档案，突然一个念头在心中掠过。我是从档案馆出来的，知道有一堆过去的学生卡片，是历史上查找学生信息用的。虽然现在早已弃之不用，但仍完整的保存下来。会不会在那里有所发现呢？我马上来到档案馆查阅。因为以前我曾是档案馆的副馆长，大家对我十分帮助，都帮我想办法。期间，我知道石小平老师是档案馆的老人，长期负责照片资料的保管工作，是一个热情细心的人。我就问他：“你知道历史上学校牺牲5个学生的是吗？”他马上回答：“知道呀，有事故的照片，可具体实情不清楚。”我一听心中一喜，说：“看来算是找对人了！老兄，赶快帮我找出来。” 石小平老师不愧是个老档案，不一会儿就拿出了一本相册，边说边指给我看：“我就见过这么几张，其它什么都没有。”我接过来一看，真是太好了！是一些烈士墓碑的照片。一共有8张照片,其中五张照片的说明是：“1958年9月24日我校六系学生于家蓉、王世荣、方修文、丁玉峰、杨润昌五位同学在山西太原245厂搞科研中发生爆炸不幸牺牲，遗体安葬在太原双塔寺公墓。”旁边有五位同学的烈士墓碑，墓碑上清楚的刻着：“烈士于家蓉同志之墓”“烈士王世荣同志之墓”、“烈士方修文之墓”、“烈士丁玉峰之墓”、“烈士杨润昌之墓”，另外一张照片下写着：“1983年6月，五位烈士陵墓移葬在太原卧虎山烈士墓，旁边还有5张移葬在卧虎山以后的烈士墓碑”，所有墓碑上面的文字与在双塔寺墓碑上的文字是一样的，落款是“北京工业学院立”。但是所有照片中都没有烈士遗像。我看到这些墓碑照片真是激动万分，原来这五位同学都已被评为烈士，而且在1983年又重新被安葬过。这是我迄今为止最重大的发现，有了这些照片的史料，我下一步的工作就好做多了。下一步的发现就全靠这些卡片了。可是这些卡片已弃用了多年，连查找的方法和顺序都说不清了。他们就让我自己去翻。此时我心想：这可是最后的希望，在这些卡片中看能否见到5位烈士的真容呢？刚开始我也是摸不到头绪，这些卡片的顺序全都乱了，而且是按照姓氏笔画排列的，每一个姓中都包含着很多届的学生，这就给查找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，我按照已经掌握的学生姓名先从方修文查起，足足翻了有一个小时，突然眼前一亮见到了方修文同志的名字，卡片的编号是556088，卡片的最后一栏，离校原因中注明：“因公牺牲”，卡片上还有方修文烈士清晰的个人证件照。我找到了！终于找到了！！这是我看到的五位同学中第一个同学的形象。紧接着，我就乘胜追击去寻找另外四名同学的卡片，还好有了这次经验，下边的查找就顺利多了，王世荣、丁玉峰、杨润昌同学的卡片很快也被我翻了出来，但是余家荣的卡片我却怎么也找不到，正在我苦思苦想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我手里拿的是贾展宁等同学提供的姓名，而墓碑上的名字是于家荣，因为是按姓氏来查找，“余”字写错了，应是“于”，我当然找不到了。当更正了这个错误以后，于家荣同学的卡片也被我顺利找到了，我把5张卡片拿出来，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却发现杨润昌同学的卡片上照片早已遗失。我翻遍了装卡片箱子的里里外外，就是找不到杨润昌烈士的照片，没有办法，我带着喜悦和遗憾把5张卡片拿出了档案馆，打算回到了我的办公室进行扫描。当我办理手续时，档案馆的同仁们都说：“王馆长，你可真行，这都让你挖出来了”。我想：一，这是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二是我和这些烈士们可能有些天生的缘分吧。2013年10月16日这天必定是我难忘的一天，我不但找到了这五位同学的卡片，还从历史照片中得知他们都作为烈士被安葬在太原的烈士墓里，我想，有了这些材料，我以后宣传起来就会引起更多的震撼，带来更好的效果。回到办公室，我把这些照片仔细的扫描后，又将卡片还回了档案馆，有了这些照片作证，我就可以进行我的下一步工作了。